道士塔

道士塔

本文核心词：莫高窟,民族主义,现代性,王道士,王圆箓,道士塔
今天看了王圆箓的塔，细细读了塔上弟子给他写的墓志，就像余秋雨三十多年前做的那样，但想法和他不同。

墓志和已知史实无太大出入，但多了很多王道士做善事的细节。诸如维修或重建太清宫、千佛洞、五层楼、古汉桥，还有绿化环境等。他真的是个很虔诚的人，辛辛苦苦清理了洞窟的积沙，卖文物的钱也都拿来做修桥补路这种传统善事。“观其改建三层楼、古汉桥，以及补葺大小佛洞，积卅余年之功果，费廿多万之募资，佛像于焉庄严，洞宇于焉灿烂。神灵有感，人民受福矣。”
若尊重古人意见的话，莫高窟首先是宗教场所而不是文物，修修补补乃是历代传统。从人文角度看是一种山高水远、连绵不绝的思维，和追求永恒的宗教内核是一致的。譬如日本伊势神宫每隔二十年一拆一建，已经持续了1300多年，在东方人看来，这种仪式精神远比考古学角度的木头绝对年代信息重要。如果说二十年太短了所以不心疼，那假如是二百年甚或二千年一拆一建，是不是就会有人痛心疾首？但对于其受众而言，二十和二千也未必有什么不同。
我们回到莫高窟。王道士的“功德”与前人一样，譬如宋人把唐代壁画刮花了，又做一层地仗绘制新的壁画，这样的例子简直不要太多（其他地方宗教建筑也是）。但非常有意思的两件事是：1. 他们认为的修复在今人看来是破坏；2. 不论是讲解还是图书，作者几乎都不批评中古时的这种行为，却对王道士及其他清人的“修复（破坏）”颇有微词。清代佛教艺术衰颓固然是一方面，但也不可否认有满-汉、中-外、古代-现代的多重维度的滤镜影响。这种滤镜在余秋雨八十年代所写的《道士塔》里亦有体现：他既用民族主义对抗斯坦因伯希和所代表的殖民/现代，却又用“敦煌学”这样的工具理性与王道士所处的清末划清界限。对历史看似反思，实则暧昧。

再说说卖文物。明清时民间信仰发展到了极盛。我们经常看到逃过文革而留存至今的诸多宗教建筑，但不经常看到当时的文字材料。事实上当时流传下来的经文刊本抄本浩如烟海，孔网上几十块就能买一册，并不贵。所以我能理解他对于藏经洞文献的态度：它们要么是司空见惯的佛经，要么是乱七八糟的账本和公文。其中固然有精美的绢画等艺术品，但更多的是充满涂鸦和丑字的断烂朝报，想想你在寺庙“法物流通处”看到的那些随喜结缘的《文昌帝君阴骘文》《三世因果经》吧。在文化程度不高的王道士眼中，古老经文和新刊经文可能在教化人心的作用上没什么不一样，虽然前者可能更值钱一点。他怎么能想到在现代科学的方法论下，竟有人会如此精细地剖析这些文字呢？
我们对王道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用现代性的眼光去审视他，同时获得启蒙愚昧的净化感。我虽然是绝对的唯物主义者，但仍然觉得宗教跟男女不平等或裹脚束胸等真正摧残人性的东西不一样。“上帝已死”后，理性王国迟迟未能实现，同时又产生了自我确证的危机。马尔库塞说“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政治的合理性”，而考古这样一种在中国实际上深刻反馈于当下的技术，往往以是否认可现代性为标准将人群粗暴地一分为二，在塑造共同体的同时却也造成了新的割裂。例如将古代宗教场所评为名义上的文保单位，实际上的“文物部门管理的单位”，从而剥夺它公共空间的功能。前两年当地百姓对安岳石刻进行的“毁容式修复”引起网上一片骂声，但我理性和感性是矛盾的。如上所述，石刻对于信众而言是一种精神寄托而非文物，百姓不过还原了古人的事，而这恰恰是开凿者的本意；
其次即使再“毁容”，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空里，它也终究是要再次褪色，“成住坏空”的。特修斯之船的涵义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