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我年轻漂亮的小姐姐是个风尘女

有人说，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孩子，因为在他们的记忆中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那里有成长的脚印、亲人、往事……有让一个人走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是的，我也有一个故乡，那里有亲人，有成长的印迹，有往事。
但这么多年来，我却一直逃避着那个生我养我的小村庄，我害怕回去。
确切地说，是害怕想起姐姐，那个为了家庭牺牲自己的善良美丽的姐姐。
        
我出生在八十年代中部平原的一个农村，有一个比我大六岁的姐姐和一个比我大四岁的哥哥。
大概父母想再要一个男孩，所以在计划生育政策十分严苛的情况下，依然生下了我，当然，被罚了不少钱，只是，我是个女孩。
我的童年生活是幸福的。
当时的农村普遍都不富裕，但我家的生活条件比其他人家要好很多。
父亲是村里的民办教师，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虽然身体不好，常年吃药。
但衣着永远是整洁的，胡子刮的干干净净，脾气温和，很少对我们姊妹三个发脾气。

母亲早年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其他看病水平一般，但给女人接生的技术却很厉害。
后来，村里的医疗站撤销了，母亲就开了一家私人产科诊所。
那些年，政策管束比较严格，去医院堕胎流产，必须要有单位或村上的证明，母亲就成了那些怀了孩子不能生、不敢生的年轻男女最信得过的人了。
母亲诊所的收费并不便宜，甚至比正规医院还要贵一些，但仍然有很多人明里暗里来找她。
父亲的工资，加上母亲优厚的诊金收入，比之那些只靠种庄稼获得微薄收入的村人来说，我家的条件，真是好到天上去了。
同龄的孩子都还穿大人改小的衣服的时候，我和姐姐已经穿着漂亮的连衣裙了，那时候的我，骄傲的像一个公主。
那时的我还不知道物极必反的道理，还不懂乐极生悲的含义。
在我8岁那年，家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父亲的，一件母亲的。
这两件事，彻底让我家从云端坠入泥淖。
先是父亲病情恶化，在麦黄时节撒手而去。
接着，母亲由于精神恍惚，在做一个最熟悉的引产手术时出现纰漏，导致那个女人大出血，最终也没有抢救过来。

那家人坚持要告母亲，因为母亲并没有行医资格，所开的诊所也是黑诊所，所以，一旦被告，母亲很可能要坐牢的。
       
经过多次哀求央告，那家终于答应私了，但是要了一笔巨额的赔偿金。
母亲将家里所有的积蓄拿出，又借遍了亲戚朋友，终于凑够了这笔钱。
没有男人的家庭、三个上学的孩子和一屁股的债务，是生活留给母亲的难题。
14岁的姐姐，好像一下子成熟了。
当年年底，读初中的姐姐就辍学了，隐瞒了年龄跟村里人到南方打工去了。
家境变得异常艰难。
我想，当时最难过的应该是母亲吧。
她的前半生基本都顺风顺水的，也没吃过什么苦，中年以后，却突然遭此变故。
我不知道母亲内心承受着怎样的煎熬，但感谢母亲，她并没有抛下我们。
母亲年轻时很漂亮，虽人到中年，但仍风韵犹存。
我记得那时候，经常有人在傍晚时分来我家，跟母亲叽叽咕咕说半天。
我知道，那都是劝母亲改嫁的。

偶然有一次，我听到母亲说：“改嫁可以，但必须带上我们姊妹三个。”
媒人说：“你傻不傻，把他们三个丢给他们爷奶，你走你的，在这遭什么罪？”
我害怕极了，生怕母亲抛下我们。
我变得异常乖巧，放学后就抢着帮母亲干活，对来我们家找母亲说话的人通常横眉冷对。
最终，母亲并没有改嫁，她守着这个命途多舛的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母亲除了接生的手艺，再不会别的了，甚至连农活也不太会做。
地里的庄稼，总是比别人家的长得差，每年的收成刚够我们一家吃，根本没有余粮可卖。
小时候过年，是每个孩子最开心的事，有新衣服穿，有压岁钱，还可以吃上肉。
但是现在过年，却是我不愿意的。
        
家里有个习俗，就是欠别人的东西年前一定要还的，每到年底，借的钱、物件都要赶在年前还回去。
年底，是欠债人最难熬的。

差不多从腊月十五开始，母亲便带着我们四处躲债了。
一大早便出门，背上几个冷馍，走上十几里路，在较远的田野里晃荡。
来自腊月的田野的风，有一种把人吹透吹裂的寒冷，白日，显得那么漫长，漫长的毫无尽头。
现在想来，那时候的白天，仍然是我记忆中最长的冬日，寒冷且漫长，无穷无尽。
有时，母亲也央求邻人从外面把我家的院子门锁了，制造出家里没人的假象。
我们坐在屋里，不敢弄出任何声音，更不敢做饭吃。
即使这样，也比待在野地里好太多了。
我们躲在屋里，可以听到要债的人一拨接一拨，对着锁着的院门拍打一番，有的踹几脚我家的院墙，有的骂几句难听的，悻悻地走了。
过年贴春联的时间一般是大年三十当天，但我家一定是要提前一天的。
母亲说，按传统，贴上春联就不能再来家里要账了。
小时候，我觉得春联就是我家的避难符一样。
家里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每月收到姐姐汇款的日子。
姐姐每月寄回来的一点钱，是我们全部的指望，交我和哥哥的学费，支付家庭日常开支。

从姐姐18岁那年起，提亲的人就络绎不绝地来到了我家。
18岁的姐姐出落得亭亭玉立，身材高挑，皮肤白皙，眉清目秀，在村里很是出众。
再加上姐姐几年来一手撑着这个家，在村里被交口称赞，觉得姐姐肯吃苦，会持家，是理想的媳妇人选。
       
但姐姐都没有同意，她说，嫁人了就不能照顾家里了，弟弟妹妹还小，她要再帮家里几年。
哥哥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跟村里人出去打工了几年，年龄也大了，但迟迟没有提亲的人上门。
母亲很着急，因为家里只有哥哥一个男丁，父亲又走得早，如果哥哥娶不上媳妇，我家这一脉香火恐怕要断了。
母亲以为，没有人给哥哥提亲，是因为我家太穷了。这确实是很大一方面的原因。
那时候农村娶媳妇，除了彩礼外，还要给新婚夫妇新盖一所房子加院子。
而我家，根本盖不起。
多年以后，我认为，除了没有钱，跟哥哥自身也有关系。
由于长身体时，长期营养不良，所以哥哥很瘦弱，个子也不高，20多岁了看着还像一颗未长开的豆芽。

加上家庭的变故，造成他性格内向，沉默寡言，还有一些自卑，走在路上也不太愿意跟别人打招呼。
显然，媒人对这样的哥哥是没有信心的，所以没有人登门。
曾经有一个媒人架不住母亲的苦苦哀求，试着给哥哥介绍了一个姑娘。
带哥哥去见面时，女方家长当场黑了脸，背过脸去跟媒人说：“怎么什么样的都带来？！”
母亲单纯的认为，哥哥说不下媳妇，就是因为没有新房子。
她把这些压力都传导给了姐姐。
我无从得知姐姐是怎么想的，关于此，她至死一个字也没有提过。
不知从哪一天起，姐姐寄回家的钱突然多了起来，而且多了很多。
以前每个月只有一两千块钱，突然变成每个月都能寄回一万多了，有时甚至还是两万。
只是，姐姐再也不提她的工作了。
以前，姐姐换过很多次工作，当过服务员，做过迎宾，还在工厂里干过计件工，每次换工作，她都会跟母亲说。
但是这次，她只字未提。
而以后每次打电话，也只是问母亲身体好不好，家里情况怎么样，再也不提她自己。

姐姐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村里关于她的流言越来越多。
大家都说，姐姐在外面，干了不光彩的行当。
渐渐地，也没有人来给姐姐提亲了。
一年多后，我家在村里人既羡慕又鄙夷的复杂目光中，盖起了村里第一栋楼房。
那栋楼房还有一些欧派建筑的风格，突兀地立于村子的南头，在一片低矮的平房中，十分扎眼。
多年以后，我还记得，早晨第一缕阳光穿过田野，照在白色栏杆上的金色印迹，明亮而刺眼。
母亲认为，有这个洋气的楼房，哥哥一定能说一个好媳妇。
但是，她没想到，这栋楼房，像一个耻辱柱一样，将姐姐牢牢地钉在了上面，我们兄妹，也都被绑在了上面。
       
农村订亲是这样的，先是媒人将小伙子带到女方家，女孩躲在屋子里偷偷相看，女方觉得可以，下一步会去男方家“相院落”，就是去看看你家的房子院子、经济状况之类的。
“相院落”也觉得满意后，就会安排女孩出场，让男方家相看，如果男方也满意，那就进入“打听”阶段。

所谓“打听”，就是双方分别托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经过各种关系，打听订亲对象的脾气性格、父母的为人、村里人的评价等等。
如果打听的结果满意，基本就可以订亲了。
如果打听出来父母在村里口碑不好，或订亲对象有不好的传言，那多半就黄了。
哥哥的订亲，全都止步于“打听”。
我逐渐感觉，母亲和哥哥对姐姐有了怨气，把哥哥说不下媳妇的原因归咎于有一个不光彩的姐姐。
但他们，却从不拒绝姐姐的汇款。
终于，哥哥24岁那年，订上了一个媳妇。
母亲用姐姐寄的钱，给了媒人一笔可观的费用，并承诺如果说成了，还有感谢。
媒人费了力气，从距离很远的一个村子找了一个比哥哥大两岁的姑娘，那姑娘，现在是我的嫂子。
当时，为了防止嫂子一家“打听”，见面、相院落都悄悄地进行。
由于距离很远，嫂子一家对我家的情况无从“打听”。
哥哥和嫂子的婚期定在了半年后。

那半年，母亲整天提心吊胆，生怕有什么变故。
村里人隐约听到哥哥订亲的事，闲聊时问起母亲订的哪个村的，母亲从来不说，担心有多事的人搅黄了这桩来之不易的亲事。
嫂子嫁过来以后，很快便听到了关于姐姐的种种流言。
她异常气恼，觉得我家隐瞒了这么重要的事情，是欺骗行为，为此和哥哥闹了很长时间。
母亲小心翼翼地侍候着新嫂子，怕好不容易娶来的儿媳妇跑了。
在嫂子面前，我们从来不提姐姐。
但姐姐，却像空气一样环绕着家里的每一个人。
很快的，母亲和我搬出了那栋洋气的楼房，搬回了破破烂烂的老院子。
只要哥哥和嫂子能过成一家，我和母亲住在破院子里也毫无怨言。
哥哥成家后，母亲的一块心病好了。
但是，姐姐的事，又让我们家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当时，姐姐已经26岁了，在当时的农村，已经是个标准的老姑娘了。
在一个春节后，母亲将姐姐留在了家里。
在农村，春节期间，是相亲的黄金时期。
平时，年轻的男孩女孩都外出打工了，只有过春节才回来。

相亲，是年轻男女过春节最重要的一项活动，有的女孩，一天要被安排四至五场“见面”活动。
但姐姐，却“无人问津”。
母亲买了好烟，见人便散，托人操心给姐姐寻一门亲事。
        
姐姐从没有跟我说过她对婚姻的想法，对母亲给她找婆家的事情不置可否，任由母亲张罗。
大概，她对未来并没有多少憧憬吧。
终于，有媒人领着一个男人上门了。我看了一眼，便觉得满心嫌恶。
那个男人虽然换了一身新衣服，但身材矮小，背还有些驮，我看到他递烟时食指和中指焦黄，一张嘴，满口大黄牙，一定是个烟鬼。
后来我才知道，他不仅是个烟鬼，还是个赌鬼。
他那双眼睛，尤其让我觉得不舒服，一双小眼睛里闪着猥琐的光。
但就是这个让我讨厌的叫韩新运的男人，很快就成了我的姐夫。
我以为姐姐一定是不同意的。但姐姐竟然说，听母亲的。

我冲她吼：“跟这样的男人，你怎么过日子？”
姐姐满脸泪水：“小妹，姐姐以后还能有什么日子？”
她的眼神空洞而无奈，那是一个弱女子不知如何对抗命运的悲哀。
韩新运不仅丑、而且懒，又抽又赌，自然没有人愿意嫁给他，三十好几了还打着光棍。
我不知道母亲是怎么想的，将姐姐嫁给了这样的人。
也许在母亲心里，姐姐嫁人了，过去的事情就一笔勾销了，组建一个家庭，从此开始崭新的正常的生活。
但母亲不知，这才是把姐姐生生推进了火坑。
家里的风俗，出嫁的姑娘三天回门。
第三天，姐姐回来时，脸上竟有一块淤青。
母亲问，姐姐说是不小心碰的。我和母亲都知道，那一定不是碰的，但都没有敢再问下去。
在农村，一般刚出嫁的姑娘，头半个月，基本是每天早上由丈夫送到娘家，晚上再接回去。
一是因为刚嫁过去，在婆家一切都不熟悉。
二是怕人笑话，说刚嫁过去就粘着丈夫。

但姐姐，除了回门那天，再回来，已是三个月以后了。
多年以后，我仍清楚地记得姐姐那晚回来时的场景。
那天夜里，我跟母亲都已经睡了。
隐隐约约，我听到有人拍打院门，母亲睡觉轻，已经打开了灯，我看了看表，已经快凌晨了。
母亲带着姐姐进来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是我那美丽的姐姐吗？眼前的这个女人，眼窝深陷，饱满的脸颊也凹了下去，脸色蜡黄，头发像乱草似的堆在一起，眼角和嘴角的淤青深浅不一。
“妈！我活不下去了！”姐姐一进屋，就抱着母亲大哭起来。
我说是大哭，是从姐姐剧烈抖动的肩膀判断出来的。
         
姐姐拼命压抑着哭声，因为农村的夜晚特别安静，夜半的哭声会惹来诸多猜测。
母亲紧紧地抱着姐姐，也跟着泪流不止。
过了好大一会儿，姐姐努力平静下来，但声音仍然是颤抖的。
“妈，你看，韩新运他简直不是人！”

姐姐解开衣服，露出来的皮肤已经没有一处好的了，除了青红之外，还有一道道像鞭子抽打的痕迹，伤痕的边缘毛毛刺刺的，像张牙舞爪的蜈蚣。
“他们家娶我，根本不是想要一个媳妇。韩新运好赌，在外面欠了很多债，已经到了卖宅子还债的地步。
媒人跟他们说，我在外面挣了很多钱，娶了我，就可以替韩新运把外债还清了。”
我和母亲知道，姐姐这么多年挣的钱，全都贴补家里了，根本没给自己存钱。
“韩新运跟我要钱，我没有，他就打我，说我卖了那么多年怎么可能没有钱，说他娶了一个被多少男人睡过的女人，却没有得到一点好处。
他每天都出去赌，赌输了就回来跟我要钱，要不到就往死里打我……”
“那你咋不早点回家来？”母亲已泣不成声。
“韩新运怕我跑了，就用铁链子拴住我，把我锁在家里。”
姐姐拉起一条腿的裤角，脚腕处有一圈拇指粗的深深印痕，脚腕上一片一片磨破的地方，有的已经结痂，有的还露着鲜红的血肉。

那一夜，我们母女三个沉浸在村庄最深的黑暗里，找不到救赎的路。
第二天一早，韩新运就来我家寻姐姐了，母亲出去和他交涉，姐姐躲在屋子里不愿意出去，我陪姐姐待在屋里，感觉她的身子在不停地发抖。
过了好大一会儿，母亲进来了，欲言又止。
沉默了一会儿，母亲艰难地开口：“我跟他说了，你挣的钱全都贴补家里了，自己手里没有钱，让他不要再跟你要钱了。
他也保证，以后好好跟你过日子，再不打你了，要不你还是跟他回去吧？当女人，命就是苦。
等你跟他生了孩子，慢慢就好了。你看，别人都有家，你要是不跟他回去，连个家都没有，以后可怎么办呢？”
母亲天真的以为，只要跟韩新运说清楚，姐姐确实没有钱，韩新运便不会再逼着姐姐要钱了。
岂不知，这让韩新运觉得，自己娶姐姐，真是赔大发了。
姐姐走的时候，异常沉静，眼睛里没有一丝波澜，发抖的身体也安静了下来。
她跟在韩新运身后走了，没有回头。我莫名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姐姐走后，母亲日日烧香，希望姐姐能尽快怀个孩子。
孩子，也许能成为姐姐的救赎。
一个月后，韩新运来我家，报丧。
姐姐暴病而亡。
活着的时候不好办的事，人死了，就好办了。
一直保持沉默的哥哥突然发了威，族里一直鄙视唾弃姐姐的堂兄堂弟们，也都义愤填膺，一个个誓为姐姐讨回公道的激愤神情。
他们迅速而默契地组成一个“讨伐团”，乘坐一辆农用三轮车，风驰电掣地赶到了韩新运家。
一路上，车上的人都沉默着，仿佛积攒着某种力量似的。
但我感觉，这种力量并不是悲伤，反倒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以及有个光明正大的由头痛打落水狗的兴奋。
         
最后一次见到姐姐，她安静地躺在狭小的棺木里，神色安宁，仿佛睡着了一样。
只是她带到棺木里的满脸伤痕，尤其是脖子上那道异常刺眼的伤痕，都在大声地告诉我们：姐姐死得并不宁静！
哥哥他们并没有费多少工夫，就弄清了姐姐的真正死因：韩新运赌输了钱，把姐姐抵押给了别的男人，姐姐不愿意，用一根绳子吊死了自己。

我不知道姐姐经历了怎样的绝望，甚至都不愿意回家求救。
大概她真的感觉累了吧。
哥哥他们逼着韩新运一家将姐姐葬入了韩家祖坟，并让韩新运给姐姐披麻戴孝。
哥哥觉得，这样大概是给姐姐讨了一个说法吧。
但我觉得，如果姐姐能选择，她一定不愿意入韩家祖坟的，更不愿意让这个逼死她的男人给她戴孝。
如果可以，她应该更愿意将自己的骨灰沉入河底或抛洒于山间，让河底的湍流与山间的清风，涤荡她满身的疲惫，带她去一个没有痛苦的远方。
讽刺的是，姐姐死后，村里那些唾弃鄙视她的人，竟然开始说起姐姐的好。
说姐姐为了我家牺牲了自己，说很多男人都比不上姐姐为家庭的付出，甚至说姐姐是一个好姑娘。
姐姐泉下有知，听到这些，不知作何感想。
姐姐死后，我便离开了村子，很少回家了。
偶然一次回去，发现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盖了新楼房，我家那栋曾无比扎眼的楼房，在岁月的侵蚀中，早已没有了当初的光彩，变得黯淡无光。
哥哥和嫂嫂，仍然住在这栋楼房里，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生活波澜无惊。

姐姐的事，几乎没有人提起了，仿佛，她从未来过这个世界。